中共十一大：未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人，代表全国3500万名党员。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的决议》。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201人，候补委员132人。邓小平为大会致闭幕词，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党的十一大的召开，是基于政治条件、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都成熟的基础之上的。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是党和国家思想解放的重要信号，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及“两个凡是”的破产，为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及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为党的十一大召开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思想保证。1977年上半年，我国逐渐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工农业生产初步恢复，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教育事业有所好转。此时，需要召开党的十一大，抓住时机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党的十一大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党的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区委党史办 施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