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的“三步走”

20世纪50年代初，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废除封建所有制的土地改革，形成了以各家各户为主的个体小农经济，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农村贫富分化开始出现，广大贫下中农虽然分得土地，但因工具不足、资金短缺，无力精耕细作，更难以抗御天灾人祸。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将分散的、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引导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由此，江都县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的历程。

兴办互助组

抗战时期，江都县在根据地就有了伴工组，它是在群众原有伴工习惯的基础上加以引导形成的，基本上属于群众自发自愿结合。这是互助组的前身。江都全县解放后，伴工组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多半出现在河北稻麦田地区。

翻身后的农民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和对新生活的迫切向往，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至1951年8月，全县已组织临时性互助组3774个，农户34971户；固定性常年互助组847个，农户8959户，两者占全县总农户的14.3%。真武区惠隆乡农民徐国富联合21户农民，创办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真武区公所为之举行了隆重的成立仪式。紧接着，县委派出工作组在小纪区华阳乡蹲点，把蔡瑞丰、徐宽余、徐桂余等3个伴工组升格为常年互助组。这是江都县较早的互助生产形式。

当时的互助组有两种。一种是临时性的，忙时互助，闲时分开，大活互助，小活单干，无一定制度。一种是固定性的，有简单的互助制度，有较合理的施工办法，有季节性的生产计划，有少量耕牛、水车、船等大型农具，有少量副业，忙时搞农业，闲时搞副业。

建立了互助组，劳力、土地增多，实力增强，使农民收种完成快，不误农时，互借互济，生产问题得以解决；劳力发挥技术和特长，提高了耕作质量；劳动效率明显提高，促进了增产，普遍比单干户增收1至2成，多的达到3至4成。至1953年，全县互助组发展达到高峰，共有常年互助组3065个，农户26800户；临时互助组7628个，农户72055户；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50%以上。

1953年秋后，全县结合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积极鼓励农民除留足其全家口粮、种子、饲料和交纳农业税外，将多余的粮食出售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驻乡工作组找徐宽余商量，要徐宽余互助组带个好头。作为一组之长，徐宽余当面就表态，毫无保留地将家中所剩600多斤稻谷统统卖给国家。同时，徐宽余对组里其他农户也一一登门，讲政策，做宣传，说服他们卖余粮，共达3万余斤，名列小纪区第一。卖余粮这一天，组里组织十几条大小船只，排成一条长龙，浩浩荡荡驶往小纪区粮站所在地。当日，县委专门召开万人现场大会，县委副书记郑铎作报告，高度赞扬徐宽余互助组的爱国行动，并奖励风车1部，收音机1台。最激动人心的是，所有卖余粮的农户，高兴地走上主席台，从领导手中接过装满钱的红纸封。大家感到无比开心，无尚光荣。

当时参加互助组均为自愿，一般是年终结账，来年再组织。大多数互助组是巩固的，特别是区、乡领导比较重视的组，更是起了带头作用，不但搞好生产，在兴修水利、征兵等方面也是踊跃参加。而有些区、乡，由于思想上急于求成，工作上简单从事，政策上把握不力，农民中有顾虑等种种原因，互助组垮掉的也为数不少，群众中出现“春组织，秋垮台，明年再重来”的流言。1952年，全县四夏大忙前共有常年互助组和临时互助组5091个，经过四夏大忙垮掉近500个，占9.8%，有的区垮掉的互助组占20%以上。但是，经过各级领导的积极宣传和耐心说服，许多农民消除了思想顾虑，又重新加入到互助组的行列。

建立初级社

1953年，党中央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江都县委根据《决议》提出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互助组的基础上，通过领导试办、树立榜样、逐步推广的方法，在农村开始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元旦，在县委和真武区委指导下，徐国富互助组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此为江都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3月，县委和小纪区委联合组织办社工作组，在华阳乡成立了杨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为徐宽余。该社有71户农民参加，210多人，410亩耕地。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全面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县委开办了合作干校，先后培训区、乡干部6492人次，并举办了4期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训练班，共培训3510人次。同时，抽调县区干部110余人，重点帮助区、乡办好示范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砖桥区河东乡工农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其中一例。

1954年2月4日，趁春节休假的机会，由上海市总工会牵头选派80多位工人代表与江都县各区选派的80多位农民代表进行了联欢。2月5日，上海工人特地访问了河东乡上下王庄一带的农民，送上抽水机1台，解决了该地400多亩田栽秧抽水只靠18部牛车的问题，轰动全扬州地区。为了表达对工人老大哥的情谊，经过近1个月的筹备工作，3月2日成立河东乡工农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61户、463亩土地，社主任是女同志陈玉英，当时在扬州地区独树一帜。

1954年12月，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7个，准备建社的有106个，各类互助组也有了相应的扩展。

1955年8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会后，全县掀起了一个合作化的高潮，在短短的4个月中，全县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比例由4.6%发展到47.8%；农业生产合作社由444个发展到4228个，增加近10倍。

初级社对入社的人口、劳动力、土地面积、耕牛等都进行统一登记造册，各户土地以查田定产为依据，折算产量入股。对大型农具、耕畜按照好坏、年齿制定价格标准，折价入社。社员共同劳动，实行按劳分配与按土地入股分红相结合的办法。在分配总额中，45%按土地入股分红，55%按实做劳动日分配。同时按照初级社的规定和要求，建立了生产、劳动、财务三大管理制度和评工记分制度。为了合理有效地组织社员生产，提高劳动效率，由社干部与社员代表根据不同劳动强度和不同工种，制定出定额工分，作为评定工分的重要依据。在定工分后，还组织社干部、记工员检查验收，对干活质量差的适当扣减工分，确保做工质量，提高生产力。

在杨金初级社办社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次波折。1954年，里下河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秋熟损失严重。年终分配时，社员收入明显减少，有些人产生了不满情绪，有30%的社员要求退社。

经过调查，真正要求退社的农户只有六七户，其他都是跟从的。社员退社不外乎4个原因：一是土地较多的农户，认为土地入股分红所占比例较少，不合算；二是无强劳力的农户，工分比别人挣得少，年终所得也少；三是有大船的农户，入社后个人不好跑运输，收入减少；四是有大型农具和耕畜的农户，当年折价款没有兑现。为此，县委领导人专门在杨金初级社蹲点一个多月，进行调查研究，并亲自深入重点农户家中，与他们促膝谈心，耐心做解释和说服教育工作，终于赢得了这部分社员的理解和支持。

杨金初级社经过这次曲折后，社员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有所加强，劳动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1955年，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秋熟获得历史上的大丰收。年终分配时，人均口粮800斤，每头猪饲料500斤，就连上年没有兑现的大型农具、耕畜的折价款也一并结清。家家都卖了余粮，户户都拿了余粮钱。

转办高级社

1955年，在农业大丰收形势下，初级社迅速转办高级社。

12月30日，扬州专区第一个高级社——江都县艾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1956年初，杨金初级社与其他几个社合并，成立了华阳乡第一高级社。全社共602户，总人口近3000人，7000多亩土地。高级社设管理委员会，经民主选举产生正、副主任，下辖6个大队、22个生产队。至1956年上半年，全县总农户190134户（江都、邗江两县已分开），入社农户185060户，占总农户97.4%。全县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从1956年秋季开始，在全县实现合作化和试办高级社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掀起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热潮。至1957年春季，高级社从占合作社总数的18.9%上升到81.9%，合作社的数量从1447个合并为810个，社的规模一般都有二三百户，大的五六百户，最大的达千户左右。单干农民从原来的5033户减少到21户。

为便于组织生产和经营，高级社根据章程，明确了“三定奖赔”责任制，即以生产队为单位，定工、定本、定产，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男女劳力分等定级，评工记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对“五保户”，由集体出资金保证他们的生活，实行保吃、保穿、保烧、保葬，充分体现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

由于高级社实行按劳分配，加之有明确的生产责任制，社员窝工、浪工现象明显减少，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除种好大田作物外，高级社还根据社员劳动力强弱和技术特长，因人制宜地发展水产、家禽、家畜养殖业和粉坊、油坊等加工业，以增加社员收入。

高级社建立，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至1958年“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高级社完成了使命。

 区委党史办供稿

 作者：石方志 许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