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仅仅是海那边的风景

庄晓明

文学金字塔的塔尖，是令人仰望的高度，但塔尖上只能站立极少极少的伟人，如西方的荷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如中国的屈原、李杜、曹雪芹、鲁迅等，他们代表着一个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高度。塔腰上下的名作家们，就很多了，当时的文坛，最热闹的往往就是他们，仰望他们的视线不会很疲劳，也可以不费力地上攀几步，与他们交流交心。真正容易被忽略，且人数多得难以统计的，就是塔座了。极少有评论家愿意将视线投给他们，他们的周围也往往是杂草丛生，乱石翻滚。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这塔座不重要，可以省略掉，那就又是谬见了。不仅所有金字塔的上层者，须从这里攀登上去，在另一意义上，由于这塔座的宽大，与大地保有的坚实的联系，至少能使这文学的金字塔不至于向下塌陷。

或许可以这么说，我们面对的这本长篇纪实小说合集《在海的那边》（长篇纪实小说《樱花飞舞》和《烂漫樱花，悠悠路》的合集），及它们各自的作者顾银华、田凤梅，就居于这金字塔的塔座。

两位年青的女作者都是我的扬州老乡，因为文学的缘故而有了交集，称我老师，其实，亦处于当今文坛底座的我，并不能帮助她们什么，反过来，倒是她们对文学的热情时而感染着我——在文学中浸淫既久，总免不了时有虚无的袭击。对文学的热爱，对生活的追求，不仅赋予了她们个人以独特的气质，实际上亦使得她们从平凡的乡镇女性行列脱颖出来，文学的力量仍无处不在。在我们这个苏中地区，基层女性的命运一般是结婚生子守家，丈夫则远出他乡，或做生意或打工，支撑起家庭的门面。但留守的女性或许更为艰辛，她们不仅要抚养孩子看护老人，往往还要在本地乡镇企业寻一份工作，挣一点微薄的工资，以补贴家用。她们就这般将自己置于艰辛而庸常的命运之中。但《在海的那边》的两位青年女作者顾银华、田凤梅，显然不愿循规这样的命运，从中学时代起，她们就喜爱文学，而文学和写作也赋予了她们不甘于平庸的激情，以及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或许，在内心深处，每一个女性都有着这种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但她们的大多数，往往不是缺乏行动的激情，就是被生活的磨难压垮了，而顾银华、田凤梅，终以她们的激情和行动的能力，改写了自己命运的轨迹。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门愈来愈打开，经济渐呈繁荣，更与世界经济联结在了一起。不仅出现了从内地蜂拥到沿海地区打工的数量惊人的民工潮，更出现了不少勇于行动的出国打工者，而与中国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自成了首选的目标——日本虽经济高度发展，人口却呈老年化趋势，非常需要年轻的打工者。去日本打工之前，顾银华是乡镇超市的理货员，田凤梅则开了一个小服装店，都处于不甘的守望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们得知了招收日本打工人员的消息，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地开始了行动，试图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改变自己局促的人生。

2009年，顾银华，田凤梅，这两位来自小地方的普通女性、文学女青年，通过过五关斩六将的重重测试和体检，以及艰难的日语学习，最后终于顺利过关。异国他乡的生活，显然迥异于自己的过去，但也并非向往的天堂，她们饱尝了思乡思亲的痛苦，寄人篱下的酸楚，当然，也饱尝了打工时的体力超支和不得不咬紧牙关的坚持……这一年多的打工生活，她们似乎并没有得到一个樱花烂漫的世界，然而，却各自得到了一部自己的文学作品——回国后，她们将自己曲折而复杂的东瀛打工经历，分别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樱花飞舞》和《烂漫樱花，悠悠路》——或许，这才是至为珍贵的收获。

或许，以专家的眼光来看，处于文学的金字塔塔座的顾银华、田凤梅这些青年女作者，没有高瞻远瞩的文学视野，没有非凡的文学野心，没有各种时新的文学理论的影响和引导，她们只是凭着自己的天性和对文学的热爱写作，凭着女性的细腻观察和切身体尝来写作，她们的写作语出天然，清新可读，有效地弥补了文学训练不够充分的不足。在她们或许并非出于主观设计的笔下，既写出了贪婪，也写出了善良，既写出了平凡，也写出了高贵，既写出了不同民族的人物，又写出了某些人类的共性，再加上赴东瀛打工本身就具有的某种传奇色彩，使得这两部长篇纪实小说具有了一种催人翻阅的魅力。

最后，我还想提示，这本纪实小说合集《在海的那边》及它的两位作者，在社会学方面的意义，或许同样令人深思。在文学的金字塔上，两位女性作者无疑是塔座，但同时，她们也是这金字塔所坐落的大地，因此，她们可谓文学与社会基层之间的媒介、粘合剂，她们的存在本身，即具有着一种意义，避免着这个社会在精神上的不断沙漠化。从作品的这一边来看，两位青年女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写成的东瀛打工纪实小说，不仅属于文学的范畴，同样可以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议题，以顾银华、田凤梅为代表的一批女青年的出国打工经历，同样是这个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和存在，而且这个现象和存在，迥异于那些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有着一种热诚的精神向度。